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尽管和英国方面有所接触的巡抚、将军、钦差大臣等高级官员前后多达十余人，但英国人提及次数最多的中国人却是一个并无任何实际官职的普通百姓。

在英国人那里，他的名字叫做伍浩官（即伍秉鉴），他除了担当中英双方沟通联络的使者外，伍浩官有另外一个身份，他是1840年这一年世界上最有钱的人。

不过，伍浩官所代表的十三行商人很快就走向了消亡。

他们的故事还要从乾隆年间说起。

1755年，英国政府的一支船队来到宁波，要求开港通商。老谋深算的乾隆皇帝想到的不是通商带来的白银，而是东南沿海有可能被洋夷兹扰的危险。

1757年，乾隆收紧外贸政策，尽撤康熙时设立的闽、江、浙三处通商口岸，仅保留广州一处粤海关负责整个大清帝国的对外贸易。从此，清朝就开始实行“万般厚利、皆出一口”的一口通商贸易政策。

而从一口通商政策中获利最大的是广州的外贸商人行会，这个在康熙年间由官方指定的“身家殷实、资财素裕”的广州对外贸易商人组成的行会组织，承揽了清朝和洋人接洽贸易的一切事务，以免得皇帝的臣子们直接和远方的蛮夷接触，降低了皇朝在蛮夷心目中的身份。

｜十三行码头场景图源于网络

大清赢了面子，行会商人赢了里子。虽然乾嘉道三朝时代清朝的GDP是不是世界第一尚有待考证，但就人口和对跨大洋贸易的参与份额来说，大清是当之无愧的是世界第一。

清廷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强行将上亿人口与外洋之间的生产和需求联系归拢于一处，并安排广州十三行商人站在这个风口上，想不发财都难。

在不同时期，这个世界最富有商会的商人数量从4家到20家不等，但外界多以其中实力最殷实的13家作为代表，这13个商行总括了和外国商人的一切贸易，被人敬畏的称作为垄断洋务的“广州十三行”。

在乾隆晚年时充任十三行行首的福建人潘振承，对外称作潘启官，被外国商人们描述为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根据和潘振承做过生意的法国商人对《法国杂志》记者的说法，潘家每年的消费超过300万法郎。

这在当时算什么消费级别呢？18世纪收入较好的法国贵族，其土地税、薪水和特权收入的总和约为10万到15万法郎，顶级贵族的收入至多也不过是这个水平的2到3倍。

事实上，很多欧洲小国一年的财政收入，还赶不上广州潘家一年的消费。

｜根据在广州的外国商人说法，伍秉鉴是当时世界第一富豪 图源于网络

在鸦片战争时期担任行首的伍秉鉴，也就是文章开头提到的伍浩官，2001年《亚洲华尔街日报》评选的千年全球“50大富豪”里，伍浩官是唯一一位入选的中国商人。

据说伍浩官的家产多达2600万元。当时广州通行的计价货币是墨西哥鹰洋，一元鹰洋大概相当于0.7英镑。2600万银元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当时英国收入最高的贵族纽卡斯尔公爵，年收入约为33万银元，而英国全国一年的遗产税和所得税收入，也不过是167万英镑，约合800万元。

这么看起来，用“富可敌国”四个字形容伍浩官，大概是再合适不过了。

在家资亿万的同时，十三行商人们并没有留下犹太商人那样的“吝啬”名声。他们以出手大方和待人豪爽而广为外国人所知。

｜潘振承（1714～1788年）图源于网络

潘振承在担任十三行行首时曾规定，对于英国东印度公司因质量不佳而退还的茶叶，十三行无条件全部接收并退款。退回的款项并不是小数目，1783年，有1043箱茶叶被退回十三行，赔付的金额则超过了10000元，潘振承全部如约给付。

有一个跟伍秉鉴做过多年生意伙伴的美国商人，因经营不善欠下伍秉鉴72000元。18世纪末一个普通美国人的家庭财产大约相当于450英镑也就是约700元银元。

｜伦敦画报上，伍首富的私家花园图源于网络

这笔欠款约相当于100个美国人家产的总和，可伍秉鉴只是笑笑说：“你是我的老朋友，也是有诚信的人，只是缺乏一点运气。”说着就撕掉了手上的欠条。

诸如此类的商场传说，让十三行商人的形象更加贴近西方人心目中传统的东方商人形象----神秘、坐拥奇珍异宝、豪侠仗义，并且手握着让外国人一夜暴富的“财富密码”。

外国商人可能不会想到，在几千里之外的中国皇帝看来，十三行商人同样也是他的“财富密码”。

《事语·广东新语》里说，广东“金山珠海、天子南库”。意思是广州的对外贸易自古以来就是北方帝皇的聚宝盆、摇钱树。

一口通商政策实行之初，广州一地的海关税银就有每年50余万两之多。到乾隆末，每年前来贸易的洋船已达80多艘，税银110万两。到鸦片战争之前，洋船每年到港超过200艘，税银超180万两。

而收取的海关税银中大约有6成被送入京城，为清朝皇室所开支。十三行商人所在的粤海关关税对皇室的贡献遥遥领先于崇文门等地的内地稅关。

完全可以说十三行生意的兴旺与否，和远在紫禁城中的皇帝的钱袋子息息相关。

｜潘振承（1714～1788年） 图源于网络

除了这些正项税赋之外，十三行商人还常常被皇帝看作是国库外的方便“钱包”。乾隆时为了平定台湾林爽文之乱，要求粤海关商人积极捐银30万两供应军用。此后，因为各种花费要求商人捐资报效的次数逐渐增多。

从1788到1820年的32年间，十三行商人共在正税之外额外捐资350万两，每年以捐效名义给朝廷上供的白银超过10万之多。为了维持十三行商人对外贸行业的垄断，行商们对朝廷要求的各种报效总是尽力满足，少加辞让。

清朝在乾、嘉、道三朝进行的一系列重大事项，如皇帝寿宴庆典、出兵廓尔喀、平定川楚白莲教之乱、平定河南民变、黄河治理等，都得到了十三行商人的资金支援。

｜茶叶仓库。从17世纪起，茶叶取代丝绸成为中国出口商品的第一大宗。图源于网络

皇帝除了通过十三行商人获取大笔正税和额外捐输以外，也将十三行当作是获取外国货物的重要管道。

由于十三行商人垄断了除了朝贡之外的一切中外交涉，皇室对外国奇珍异宝的需求总是依靠十三行商人的协助来满足。十三行商人每年都有“采办官货”的任务，即按照皇室开出的货单，替朝廷采办紫檀、象牙、珐琅器、钟表、玻璃器、仪器、金银器、毛纺织衣料、珍禽异兽等外洋货物。

这些货物全都由内廷指定样式规格，由十三行商人进行采买，以总督、巡抚、粤海关等官员的名义，一年分四次送入宫中。清宫所用的所有洋货、西洋陈列，几乎都是由十三行商人一手操办购入。

除了在输入西洋器物之外，皇室、朝廷乃至地方大员，都以十三行商人作为引入西洋技术和文化的唯一管道。

鸦片战争后魏源编写的《海国图志》一书，大部分材料即是由两广总督编纂的《四夷志》，其中包含的外洋信息多是得自十三行商人。

｜老电影《林则徐》中，“反派”伍秉鉴与英国人狼狈为奸图源于网络

鸦片战争期间，十三行商人协助林则徐积极获取西方兵器技术，在十三行商人帮助下铸造的火炮让攻克虎门要塞的英国军人惊呼“其精良程度甚至超过了大部分我们的火炮”。

十三行商人又在外国商人的协助下，秘密购买西式“夹板船”即多层船只用于改装军舰。根据英方描述，当时虎门已经有一艘十三行商人捐资购买的26门炮西式军舰下水，其装备和帆桅都是最新式样。

甚至到太平天国起义爆发时，曾国藩、李鸿章等新崛起的地方大员仍旧相当依赖已经衰微的广东商人来获取洋枪炮和火药。曾国藩曾委托广东商人一次购买用于水战的洋庄火炮三千门，用于装备湘军水师。全军洋枪化的李鸿章更加依赖广东商人的协助。

｜清末淮军士兵 图源于网络

根据李自己的奏报，淮军在剿灭捻军的作战中，动辄需要“粗细洋火药数万斤，铜帽数十万颗”，都是派人赴香港、广东要求当地商人协力购买。

与此同时，十三行商人也是进行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角色。

随着经十三行之手卖出的中国货物不断运往西方，在18世纪的西方掀起了一波“中国文化热”。英法各国对中国器物的需求越来越多，聚集在十三行地区的经营外销产品的商铺多达5000余家，中国刺绣产品、漆器、雕刻、中国风绘画等，广泛销售到西方各国。

与此同时，一些精通玻璃制造、医学和绘画的西方工匠也来到十三行所在地区，将玻璃制造工艺、最新的医学知识和西方绘画技法带进了中国。

十三行的繁华一直维系到了鸦片战争爆发，按照通常说法，十三行商人衰败的原因是在两次鸦片战争里，广州城多次遭遇大火，十三行的商馆和洋商所在的洋馆都被大火夷为平地。

｜1822年广州十三行街大火，有四千万两白银化为乌有，史称“洋银熔入水沟，长至一二里”。图源于网络

而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十三行商人又承担了清朝赔款的三分之一以上，财产几近耗竭，因此无力经营，广州十三行商人从此一蹶不振。

其实，让十三行商人没落的根本原因并非战争本身，而是清廷创立的外贸垄断制度越来越不适应全球自由贸易的大环境。

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全球自由贸易和封建保护制度之间的冲突已经进入爆发期，从非洲到印度到东南亚，谋求自由贸易的西方商人和希望垄断对外贸易的本地君主之间冲突不断。

就连作为西方侵入东方势力典型代表之一的荷兰东印度公司，都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外贸垄断政策，将荷属东印度的贸易开放给本国一般商人和其他外国商人。

对十三行商人来说，皇帝赐给的“一口通商”特权是一柄双刃剑，它可以给予十三行商人超高利润，将他们变成世界最富有的人群，也可以如一柄利剑时刻悬吊在他们头上，随时让他们锒铛入狱，甚至倾家荡产。

｜19世纪初广州官府在十三行外商商馆大厅的“涉外”审案场景，伍秉鉴等行商首领须列席，却没有发言权，如果审讯结果外商有罪，则对行商处以巨额罚款。图源于网络

跟随“一口通商”特权给予十三行的是保商制度。

保商是指凡外国商船来到广州贸易，都必须由官府指定十三行商人中的一家做保，由该行商确保洋船缴纳指定关税费用，以及没有任何违法抗命的行为发生。

保商制度的实行将官府和洋商之间的纠纷处理难度降到了最低，却也将所有的麻烦一股脑的丢给了十三行的商人们。一旦洋船商人无力支付关税或水脚开支，又或者水手肆意闹事，第一个担惊受怕的总是担保行商。

有时事情严重，甚至连保商也一并锁入大牢，只有等保商千方百计将赔偿银子筹措缴纳完毕后，才能将其释放出狱。

在官司问题之外，十三行商人还遇到了经营问题。商人们在做生意时时常借贷经营，有时候生意周转不灵时，常常欠下外商大笔贷款。积年累月，十三行欠款也逐渐增加。

｜五口通商  图源于网络

鸦片战争后签署的《南京条约》中，有一部分赔款就是希望清政府出面清偿十三行商人历年积累的外商欠款，十三行商人之所以承担了赔款的一部分，道理恐怕也就在于此。

保商制度和欠款问题固然让行商们的生意举步维艰，但给予十三行商人们致命一击的，是《五口通商章程》的签署。

在《南京条约》里除了规定清欠积款之外，还确定开放五个口岸对外通商，具体的实施办法，则在《五口通常章程》中加以明确。鲜有人注意到的是，《五口通商章程》议定的条款，实际上对行商垄断进出口贸易的传统做法进行了彻底否定。

章程规定，洋商抵达口岸前后的引水、押船、报关、交易、纳税等，都按照一定规矩由洋商自行办理，不再需要行商代为操办。这就相当于在实质上废除了传统的行商垄断制度。

同时，章程并规定英国在口岸拥有领事裁判权，华洋一切纠纷由中英双方官府联合处理，洋船到岸时由本国领事做保，免除了行商的保商义务。

“一口通商”的垄断特权被打破后，广东商人不再握有一本万利的“财富密码”，相比过去“躺在金山上”发财的时光，他们现在的生意大为逊色。但真正让十三行商人彻底没落的原因，应是此时的他们对朝廷而言已经没有任何特殊利用价值。

上海等五口开放通商以后，前来贸易的外国商人大量增加。朝廷在各地海关的关税收入因之水涨船高。关税逐渐成为清朝政府必须亲自掌握的财政命脉。

根据李鸿章的奏报，设置在上海的江海关，连同上海本地捐输一起，每月将近白银六十万两。李鸿章掌握了这笔税源之后，用其建设起总数超过七万人、装备洋枪炮的淮军。此后，作为清朝主要野战军的淮军长期依赖江海关税银供应，片刻不能缺少。

｜罗伯特·赫德（Robert·Hart，1835年2月20日-1911年9月20日）图源于网络

到英国人赫德充任总税务司之后，清朝海关关税收入从每年约百万两，增加到每年一千多万两。又因为太平天国战乱的原因，清朝的土地税入急剧缩减，海关税连同内地厘金税入成为清朝财政收入的大头。

同治时期，得益于海关和厘金的大笔进项，清朝的财政收入猛增到7500万两，比道光时的4000余万两增加了差不多一倍。此时的清朝政府已经视关税为维系江山稳定、关乎军政运作的支柱，自然不愿意再将其假手于民间商人，而是必须亲自掌握在手中。

同时，十三行商人也失去了清政府处理外交往的垄断特权。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直逼北京城下，迫使清朝放弃了“官府不与洋人正面接触”的传统外交方针，派遣皇弟奕忻出面和英法外交使团进行谈判。战后，清朝迅速成立了以奕忻为核心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不再假手行商而是亲自处理与外国交往的事务。

伍浩官、潘启官们作为整个帝国对外交往唯一联络人的地位一去不复返。

｜李鸿章开辟的江南制造总局，该局建设已经不必经由行商插手图源于网络

随着总理衙门的建立，清朝也决定了向外国“借师助剿”太平天国的总方针。英国政府派戈登接手美国人华尔创立的“常胜军”，法国人也创立了“常捷军”。

随后，各地督抚大员纷纷引进西方顾问，延聘西洋工匠。切实掌握从西方引进人才和技术的渠道，成为太平天国后时代清朝督抚们的首要任务之一。

以十三行为首的民间商人虽然靠自己的资金引进了一些西方民用技术，但在以军事工业和基础建设为主导的洋务运动时代已经沦为边缘角色。

说到底，“伍浩官”们的存在，不过是在朝廷对外来资金和技术没有特别需求，为了更容易的封闭国门，将与外国交涉的“麻烦事”暂且托付给民间商人。

因为大清帝国的幅员和人口，使得获得垄断权的少数民间商人因此财源滚滚，甚至世界首富迭出。但形势一旦有所变化，清政府对贸易产生的巨额财富和外来技术有所需求的时候，它就会毫不犹豫的排挤掉民间力量，亲自掌握对外贸易和技术引进渠道。

伍浩官、潘启官们也就不得不从对外交涉的舞台上退场，将位置让给奕忻、李鸿章、左宗棠、郭嵩焘们了。

而后人从清代二百多年的历史中，也能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在清代，没有任何一个商业帝国能坚持百年。从“伍浩官”们的兴衰也能得出一个结论：任何依附于皇权的商业行为，即便做到世界首富，他们的财富也能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